“咚咚擦！咚咚擦、擦......”随着阵阵锣鼓声，花花绿绿的古装，七彩的绸布扇子，用劣质化妆品浓妆艳抹的脸，疾疾而行的高跷，一下子全都闯进眼里。
前面打头的是一对对戴着方帽子的书生，未出阁的小姐们，摇着扇子，舞着彩绸。还有许仙合着扇，白蛇，青蛇佩着剑，唐僧端着钵，沙僧捻着珠，猪八戒拎着耙，孙悟空耍着棒......这些都叫做外场，也只有走外场的人们才踩着足足有半米高的高跷。
场内有“老迈头”嘴角裹着长长的细烟袋，夸张地扭动着身子，扶着同样裹着烟袋却在耳边挂串红辣椒的“老迈婆”，好一对老来俏的百年伴侣，仅管“老迈婆”是男扮女装，那一走，一扭，一笑，一嗔，把一个活生生的个性开朗的老婆婆表现得惟妙惟肖！
还有头顶用红头绳紮着朝天辫的傻柱子，双手握住肩上那条宽宽的红绸布，拉着後面的花轿，花轿里那个貌美如花、娇羞可人的小姐，另你怎麽也不会想到，他也是个男孩子。
後面推车的老汉，白胡子长得直落到地上，累得汗流满面，不曾想，轿子陷进泥坑里，怎麽拉也拉不动了。一对狮子舞得最欢，把一个龙珠争得你死我活......
锣鼓声越来越密，高跷越走越快，彩绸飞得越来越高，扇子摇得越来越快，一对老夫妻走得步子迈得更欢，傻柱子拉得更用卖力，推车的老汉此时已经单膝跪地，使上全身的力气去推。两只狮子爲了一颗龙珠斗了起来，这个咬，那个撞，好不威武。
突然锣鼓声一停，所有的动作在那一刻停了下来。
“锣鼓一刹，把话言哪，诸位观衆听我言哪......”唱这个的是伞头，他是我们的村支书，大体是唱些祝词，最後就是双报一下秧歌所拜的这家人给了多少赏钱。
所谓的“双报”，这是家乡的习俗，凡是属於赏钱，都会双报，就是图个吉利，比如人家赏100块就唱类似於这样的话：“我二哥在此可开了赏啊~~，赏给咱们人民币200元~~”，赏200块就唱赏了400块。那些年，我们家是常常要给赏钱的，也因此听了很多支书唱的吉祥话。
而我们全家人对於这位支书，都怀有好感，这份好感并不单单是听了些他的吉祥话，而是因爲这位支书爲人正直，处理事情比较公正，方化水准也相对高一些，更爲重要的是，他对於我们这个人单势孤、户籍不在那个村的家庭，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有意无意地排挤我们。
多年後想起来村里的高跷，那热闹的场面仍可以清晰地浮现在眼前，锣鼓声，锁呐声，人们的嘈杂声，笑声，吵闹声，一浪高过一浪在耳畔回响。常看得大人忘了闲唠，小孩儿忘了玩耍。东家看完看西家，直到太阳落山，还意犹未尽。
说了这麽多，其实我在描述的一直是秧歌，或者是踩着高跷的秧歌，而并非是高跷。那什麽才是高跷呢珐我仔细地回忆，那是大约用半米高的木棍做成的，材质或杨木，或柳木。上面略粗，下面略细。在上面略靠下大约20厘米处，横着钉一块方木块，就像脚踏车的踏板，上面再拴上两根结实的布条。
扭秧歌之前，人坐在高处，把高跷仔细地固定在两腿上，然後站起来，走上几步，不用扭动，就已有了秧歌的味道了。不像现在就算在大街也可以看到秧歌，但大都是些阿姨年纪的人，不像村里全是些大姑娘、小媳妇年纪的年青人。当然阿姨们更不可能踩上半米多高的木棍了。
支书的儿子死後，村子里再也没有扭过秧歌，也就再没有人踩过高跷了。算起来，大概也有六、七年了吧。死的是支书的独生子，也是我的同学。印象是，他总是一副弱不经风的模样，常常咳嗽，夏天的时候，还常给我们展示他那奇特的骼膊。他的骼膊用手轻轻地划一下，过不多时，上面就会肿起来一条红红的线。那麽多年，也许，大家对於他的这些状况都已习以爲常了。
直到我到县城读高中，有一次回家，听母亲说，他竟然不在了。我的心开始往下沈，沈到无边的黑洞里。
晚上在梦里，我见到了他，在我们上初中的路上，那条宽宽的干涸的河牀上，他骑着自行车，向我这边骑过来，我在心里想，他不是不在了吗珐然而，人却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的对面，在擡眼看时，他竟然不用扶车把手，也不用蹬车轮，而车子竟能飞快地转动。我一惊，便醒了过来。
他得的是一种慢性的肺病，结果到发病的时候却被村里赤脚大夫误诊爲食物中毒。误了诊，又治错了方法。从此，那个曾经名扬百里的医生再也不替人看病了。常有人看到支书拎着酒瓶，到埋着儿子的松树山上去，一去就是一天。时不时传来低低的哭声和着风声，听来总让人毛骨悚然。
物是人非事事休，短短几年的光景，逝者已逝，生者却仍要忍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切肤之痛。而从此整个村庄都似乎因爲支书的痛，笼罩上了一层阴郁的气氛，让那个本来清明的小村沾上了一股让人无法表露的阴郁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