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安藤恭弥坐着马车穿越雪地和小镇，沿着铁路线一路向南，总算在一处偏僻的无名小站坐上了火车。
因为我的腿伤和发烧，安藤恭弥只得提前辞别医疗队的同事。
与我们同行的是一位家中急事急于返回的修习医师，中国人，名为李玄梧。老家奉天，二十五六岁的模样。一副圆框黑眼镜，说话亦文质彬彬，因为在日本多年留学的关系，可说得一口地道的关东调。
火车上挤满了搭乘南满铁旅大支线的老百姓，其中混乱夹杂着日本人、俄国人、朝鲜人、印度人。
在这浮华的红尘俗世，人们都是极好辨认的。
注重打扮的日本人、宽眉深目的外国人、神色永远是最复杂的中国人。
假如其中有你一眼无法分辨的人，那么多半亦会被巡逻的保安队当作敌特一类的份子盯上。
这成了默认的现实，于是每个人都是粉墨登场一本正经的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安藤恭弥是个热心肠的好医生，刚坐下不久便去为一位隔壁三等车厢中严重晕车的中国老农夫送药。
于是整个长位上仅剩下我和李玄梧。
对我的身份，安藤暂时用远亲来掩饰。
李玄梧点着头，一路皆很少话。
而我始终在发烧，所以彼此亦没有太多深谈。
因为我打着吊瓶的关系，他受了安藤的拜托，来为我换针。
我很不好意思麻烦他，日本对孩子的传统教育便是，在任何场合都尽量不要麻烦别人，一旦迫不得已，也定要真诚道谢。
李先生放下回礼道：“这没有什么，你不用谢我。我是个医生，照顾病人是应该的。”
他说完便坐回了原位，捧起书继续读起来。
那是一本《新字典》，字典尾页标注着“中华民国四年五月初版，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国难后第八版”。
我不由得疑问道：“李君，您的字典是在外国买的呢。一定很珍贵吧。”
李先生肃容道：“这是我在自己的国家买的，怎么会是国外。”
那刻，我第一次发现他的文质彬彬几近是种冷淡的拒绝。
我不知哪一句冒犯了他，只好陪笑。
“这是中国的字典，我是中国人，包括这里——满洲，亦是中国的土地，而你们这些日本人，才是异邦人。”
这样的话小时候不曾听过，因为在父亲和老师的教育中，满洲是日本的友好邻邦，是“大东亚共荣圈”的一部分。在这里，人们不分种族性别的快乐生活，是教科书上所谓的“极道乐土”。
尽管后来我发现，事实并非宣传的那样好，但是，我仍旧坚定的认为这里是我的故乡，我不曾伤害任何人，却总是被排挤。
看来无论是在日本本土，还是满洲，我都是只个“异类”。
在发现善意的笑容并不能改变对面那个人对我莫名的排斥和敌视后，我只得讪讪转头。
安藤恭弥这时走了回来，似乎听到了最后一句。
我没有看到他的表情，但他的声音却是前所未有的严肃：
“李君，我看到巡逻队还在前面的车厢摇晃，请您务必收好这本书，毕竟是非常时期，不要因为一些不恰当的言论做了意气之争。”
李玄梧没有再言语，但是我听到了他收拾行李的声音。
火车在一天一夜后抵达了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的大连。
“大连”来自于俄语：Далянь——意为远方，一个远离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城市。
这个明清时被称为“青泥洼口”的海港地方，因十九世纪末的军事化建设才成为小镇。1897年，俄国人开建了这个城市。当时沙俄设计师揣着法国巴黎的城建图纸想在东方再造就一个以广场为主的城市，于是就来到了中国大连，为她起名“达里尼”，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胜利，于是占领了这个城市，并将“达里尼”音译成了汉语的“大连”。
1931年，满洲国成立后，大连旅顺及石河以南并称“关东州”。意为位于山海关以东。
冥冥之中，仿佛注定了这个城市的百年沧桑。
安藤恭弥就职的医院名为“满铁大连病院”，全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医院”。
始建时间明治四十年（1907），后由于日本急于巩固在东北的势力范围。于大正十五年（1926）扩大现代化规模建设，从本土调配来大批新设备技术和医疗人员。如今俨然已成为亚洲面积最大，并在国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大型综合性医院。
对此以上介绍，安藤解释为这就是他刚调配来不久，就被临时安插到医疗队外出访诊关系——竞争太激烈。
我知道这只是他无聊下的吐槽而已，于是打趣道：“那么，安藤医师，请问你的‘敌人’也包括柴田医生和李医生么？”
关于李医生只是个货真价实的玩笑，尽管他并没有什么好态度给过日本人，但是有着与人保持距离的处事原则，所以我和安藤对此很安心。
最让人放心不下的是柴田医生，他总是用尽各种方法打探我和安藤恭弥的真实关系。
显然远亲这个解释并不足以满足他内心的猜测。
对于我身份的问题，我有着自己的想法。
我是无论如何不会让“浅野雪穗”再复活的，无论是宗一还是冈本苍辉，都是我所不能面对的。
至于未来的路要如何走，我并没有确切的打算，只能静待养好伤。
安藤恭弥的恩情我牢记在心里终有回报一天，并暗暗发誓不拖累他。
安藤私下与我商讨过现实问题。
在这个动荡的年代，战时严酷的“良民”管理迫使我必须有个新的身份。
我对他坦言道：“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当中国人。名字已经想好了，顾吉祥，吉祥是句讨喜的话，顾是我的母性。”
安藤愣了一下：“哦，我差点忘了，你的母亲是个中国人。”
我并没有问他是否好听，因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从现在开始，我要为自己作主。
因为我是新生的，一切充满了未知以及美好。
我如此相信着。
想到此，我越发兴奋起来。
他摸摸我的头，用中文叫了一声：“吉祥。”
为了逃避医院众多的探究视线以及柴田烦人的好奇心。
我在安藤的帮助下以最快速度出院。
落脚的地方是他的临时公寓，位于日本桥（胜利桥）附近的日居区。
大片的独栋和室建筑有序排列成行，街道两侧种满大片法国梧桐以及樱花树，据安藤说，在市郊的龙王塘樱花园，每逢四月都会飞舞起大片樱花雨。
“真期待啊。”说罢，他自言自语道。“快点开春吧。”
我不由得皱眉：“什么，你没有看过么？”
“只是听同事说过，但绝对没错的。”
“所以，你是想家了？”
“太忙碌，没时间。”他说这话的时候，已是在手术台旁连轴转了两天两夜，因为过于疲惫，他只得点燃了一根香烟，黑西装黑发黑皮鞋，整个人倚靠漆黑色进沙发中，竟仿佛融进了黑夜般，仅剩下璀璨的眼眸。
因为腿伤，我一直坐在轮椅上打着石膏，与他相比反而却是我更憔悴几分。
“吉祥。”
他突然叫我的新名字。
“怪腔怪调。”我撅嘴。
他毫不在意地笑完，又叫了一句。
“吉祥。”
最终被他弄得烦不胜烦，只得应了一声。
“吉祥，要乖一些。四月份我就带着你去看樱花。”